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大城市与小县城之间迁徙，敏锐地追逐着经济的热浪；中国有这样一批企业，将下沉市场视为向上增长的空间，将行业引入万店时代；中国还有这样一些地方，他们一度游离于新消费的主流叙事之外，却有旺盛的“钱力”需要释放。
一项技艺的传承，一款产品的经营，一个产业的兴盛，一个县城的走红，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产业集聚乡镇，农田连接市井，勾勒出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县域经济的恢弘脉络。
全球一年销售200亿只打火机，约七成来自中国中部的一个县级城市，它年产打火机150亿只，远销120个国家和地区，串起来能绕地球20圈，这便是湖南邵东书写出的传奇。
打火机看似简单，实际上要经过12道工序、32个零配件、15项测试标准，制作涉及注塑、冲压、折弯、电镀、喷涂等十多个工艺。如此复杂的生产的基本工艺，中国却做到了一元一只，并且20年来未涨价。东西虽小，*成本的背后却透出了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和雄厚的国际竞争力。
从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到随处可见的小物件，中国打火机是如何崛起的，邵东打火机产业集群“点燃”全球五大洲的秘密又是什么？
“打火机”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4世纪，但那时的打火机比较笨重，并未广泛传播。直到19世纪*次世界大战，为满足前线作战士兵日常吸烟的需求，伦敦青年阿尔弗雷德·丹希尔在一位化学家的帮助下发明了便携且不会受潮的打火机。
20世纪30年代，打火机从欧洲传到了美洲。美国人乔治•布雷斯代开创性地在原有的构造上，将可插拔顶盖变成翻合盖、并将燃料甲烷换成了更为廉价的煤油，著名的Zippo打火机诞生了。
随着美国大兵的广泛使用，Zippo很快风靡全球。但当时的中国，大部分人还用着“洋火”——火柴，打火机是权贵们才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直到80年代初，打火机在中国才真正走入寻常人家。当时中国使用的打火机，大都产自日韩，侨胞回国探亲大部分会选择带上“俏货”，但这种金属外壳的打火机，一只售价高达300元，而当时国内，普通老百姓每月收入基本不超过千元。
那时，中国工业刚刚起步，世界轻工业主要由日韩等国家把持，但一位来自温州的商人发现了打火机的商机。
温州商人黄发静在日本考察时发现，不同于国内在售卖的煤油式打火机，日本早已生产出了一次性的塑料打火机。
塑料打火机外形小巧重量非常轻，且不用二次加注煤油，价格也相对便宜很多。黄发静二话不说，买了几只带回国开始研究。通过拆解，分析零部件材质，以及需要组装的工具、流程等，他很快发现了打火机的“秘密”。
黄发静36岁时，创办了日丰公司，主要生产仿日的打火机。通过放弃不必要的零部件，或者用更廉价的材质替代，黄发静大幅度的降低了打火机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售价仅日本打火机价格的1/10。
于是打火机变得人手可得，中国的打火机市场也火热了起来。温州打火机打破了日韩对国际市场的垄断，90年代，制造打火机的厂商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中国的打火机开始远销海外。
数据显示，*时期，温州打火机生产企业高达3000多家，年产打火机5.5亿只，产值达到65亿元，产品远销日韩和欧洲等地，占据全球80%和全国95%的市场占有率，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打火机生产基地。
当时部分温州厂商生产的打火机，在品质上可以和国际大牌相媲美。很多世界知名的打火机品牌，都将生产订单交给了温州的厂商，这中间还包括比克、都彭等。
但这一盛况并未持续太久。1994年，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开始用CR法案对中国的打火机进行野蛮制裁，这也是打火机产业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法案。
CR法案最重要的包含两点内容：*点，玩具型打火机不允许进入欧洲市场；第二点，价格在15元以下的打火机，需要加装儿童锁。这两项规定很具有指向性，针对的就是温州制造的打火机。
给打火机添加儿童锁并不难，关键是温州所有的打火机厂商，都没有销售儿童锁打火机的专利权。如果要添加，就必须从欧洲购买相关专利，但这样温州打火机的成本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虽然在黄发静等温州商人不断努力之下，使得欧盟在2004年宣布撤销CR法案，但也仅过了一年，所谓的CR法案又被欧盟写在了相关的检测法案上。加之受金融危机影响，整个打火机行业陷入微利状态，不少企业倒闭，温州打火机生产企业从*时期的3000多家跌至100家。
就在温州打火机市场锐减的同时，千里外的湖南邵东，打火机产业燃起了星星之火。
邵东当地人有一句口头禅：“邵东一年生产150亿只打火机，串起来可以绕地球20圈。”
邵东位于湖南邵阳、衡阳、娄底三市的交界处，面积约为1700平方公里，非流动人口约为104万的县级市。
邵东的先天条件并不好，丘岗地占邵东总面积的61.18%，山地占21.69%，平原多为溪谷平原，仅占10.85%。在《邵阳县志》*段就提到，邵东人均耕地0.63亩，“为全省人均占有量最少者”。
先天耕地资源的匮乏造就了邵东人敢闯敢拼的性格特点，他们善于经商。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响大地时，邵东人就挑着纽扣、牙刷、小五金等小商品走村串巷，并渐渐地走向全国。1986年，邵东已经有1.36万户的万元户。1996年—2000年，邵东GDP位列全省县域第二，仅次于长沙县。
1992年，靠做五金、布匹生意起家的邵东人姚喊云看到温州人在打火机生意上做得风生水起，也萌动了心思，他拿出所有积蓄，在邵东创办了*家打火机厂——顺发打火机厂。
顺发打火机红火的生意吸引了其他邵东人，大家纷纷创办起了打火机厂和作坊，邵东的打火机产业开始了野蛮生长。
2000年，广东江门发生烟花厂特大爆炸事故，广东对打火机厂进行封杀。之后，国家陆续完善了《劳动合同法》，打火机产业也受到了震动。
大量劳动力的转移和大批温州打火机厂的倒闭给了邵东更多机会。在政府的牵头下，邵东打火机产业开始整合，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支持，发挥当地劳动力、税收、产业链等优势，实现了产业升级。
2002年，邵东市打火机协会成立，在政府的支持下，大部分“低小散”的打火机企业被整合到一起。
邵东的打火机商人意识到在扩大经营的同时还需要规范行业。2007年，邵东市13家打火机出口企业联合成立了打火机出口监管委员会，制定了统一定价、配额、运输、保险、争取政府扶持政策等具体标准，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减少了无序竞争的发生。而且一起出资，整合分散的资源，研发设计模具。
2009年6月，邵东当地10家打火机出口企业和4家配套企业合作，以产业升级为目的，在邵东生态园成立了集研发、生产、销售、运输于一体的湖南东亿电气有限公司，并迅速成长为业内的龙头企业。
据官网介绍，东亿电气有标准化生产厂房21万平方米，专业模具研发中心1个，自动化生产线多个品种销往全球86个国家和地区。
2012年，邵东打火机年产量就突破了100亿只。这一年，邵东的出口量首次超过温州、宁波等城市，成为全国出口打火机最多的地区。
据长沙海关发布的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2年，邵东出口打火机35.2亿个，占同期全国打火机出口总量50.1%，稳居*。
2022年全国制造业*县（市）榜单中，湖南邵东市位列第92名。这个排名，打火机产业功不可没，它和箱包、五金等产业，一起撑起了邵东的GDP。
目前邵东市有打火机生产及配套企业114家，2023年，邵东打火机产业实现生产总值105亿元，利税总额5.6亿元，占全国市场占有率的70%，产品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比起温州，邵东的打火机更具想象力，因为它的售价只要1元，且20年来都未涨价。
此外，统一标准、统一定价、统一销售等，统一的管理让邵东的打火机产业更具有凝聚力，也成就了如今的“打火机之都”。
邵东打火机的产业集群有多强？一家打火机企业的背后，往往需要有上百家配套商。216种打火机配件、14项加工工艺，在邵东均可在半径20公里的区域本地化配套。放眼全球，可能仅此一地，这也是邵东的王牌之一。
从最新编制的邵东打火机产业地图看，10个乡镇（街道）承担了打火机产业链上的不同产业配套环节，形成了国际市场高端机、内销机、设计研发、包装印刷等多个产业集群。
完备产业链带来的集群效应，也使得每只打火机的人力成本从1毛钱降到了1分5厘，*成本控制的同时又拉高了行业进入门槛。
近年来，邵阳致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邵东持续推进打火机产业“机器换人”的自动化变革，注塑机换了三代，焊接机换了三代，充气机换了五代……一系列举措下，人均效率提升了30倍，这也成了邵东的第二张王牌。
邵东不仅拥有专业的制造集群，让成本不断压低，还拥有强大的协调组织。如今，东南亚诸国中，越南、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地，都有建立打火机生产线，大多数都是邵东企业开办的，但研发和基础设施支持仍在国内。
在邵东，平均每1分钟就有2.8万个打火机下线，其打火机生产技术也在不断创新。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年来，邵东打火机产业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和工艺流程改造：设计打火机新品，引入3D打印技术制作模型；难度最高的焊接环节，上马自动化焊接设备；安装打火机齿轮，用上了机器视觉技术……邵东10多家打火机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基本实现12道工序全部自动化，工艺技术全国*。
打火机产业由小变大，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政策支持。目前，邵东打火机产业拥有3个国家级创新平台、8个省级创新平台，研发人员1000余名，每年投入研发费用2亿元，形成科研成果累计3000余项，年产品创新率达38%。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东亿电气市场订单火爆，产值同比增长25.4%，出口增长4%。
从最初的模仿到赶超、再到制霸全球，打火机产业虽然只是“五金”的一个小分支，但背后却是中国制造的强大优势。从制造业到智造业，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被科技不断赋能发展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打火机行业在不断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
防风防爆打火机、家用厨房点火枪、USB充电点烟器……来自中国的火焰，不断点亮着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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