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建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建筑规划设计越来越趋向于精细化设计，设计方法更多借鉴科研模式而更为科学，设计步骤也走向系统化，前沿研究日益融入具体的设计过程，以研究为先导开展设计，研究推动设计成为很多建筑师的实践模式，更多的前沿研究成果通过设计研究融入设计实践。

  本期，我们邀请专家从多个层面探讨研究怎么样推动设计，从“研究与设计的关系”“研究怎么样介入设计”到“设计过程就是研究本身”，深入讨论“在设计过程中如何融入研究、理论和实验”，如何将设计过程视为一种研究和分析工具，推动设计构思物化为实体和场所；探讨多学科、多专业协作研究怎么样面向设计的真正目标，促进建筑领域中研究与设计的真正结合。袁烽、许心慧探讨了从实验到实证的研究范式，指出其带来了针对设计与建造过程的可模拟性、可迭代性、可推演性、可控制性的精确研究内涵；李麟学关注热环境研究前沿，将热力学系统研究作为推动设计实践的本体性动力，并通过实践案例的解析，提出了工具与本体融合的设计创新范式；孟岩及团队通过剖析都市实践的工作模式，解读了一种基于研究的建筑实践对于深圳这座新兴城市见微知著的塑形作用；韩冬青及团队分析了其在城市设计实践中关于地块格局的研究状态，并提出研究作为设计实践与知识建构的一体路径的讨论议题；宋晔皓及团队探讨了建筑原型在可持续设计中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调研—设计—实践—影响”的可持续设计原型研究框架，探讨整体设计的可持续建筑原型的理论与实践；庄慎及团队提出了听觉空间的概念并认为其具有建筑学新空间类型的意义；江立敏论述了建筑规划设计综合工程咨询中研究与设计的互动特点与发展的新趋势；王洁琼、鲁安东通过探索建筑类技术实验室的研究和设计协同机制，分析国内以高校实验室为载体的设计研究行动所承担的责任、面临的困难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文章从对建筑师职业角色的思考出发，比较分析了服务型实践、协调型实践和研究先导型实践，通过都市实践的切身经历，解读了一种基于研究的建筑实践对于深圳这座新兴城市见微知著的塑形作用；同时通过回顾事务所不同时期若干典型项目中的研究方法，总结出主动回应城市动态变化中新问题的知性实践方式；进而提出将城市研究、策划与建筑实践进一步融合，拓展实践的边界以尝试重新建构城市系统这一长远目标。

  都市实践的工作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深圳。彼时正值中国的城市建设如火如荼，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伴随80年代一众国企南下开发建设，大批建筑设计院也随之兴盛。当时还在国外从事职业建筑师工作的三位都市实践创始合伙人，在经历了东西方的建筑教育和职业训练后，反观国内的建筑业环境，发现当职业角色和实践模式尚未充分定型和程式化，建筑师似乎可以有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进而思考建筑实践对一座新兴城市发展的作用，是否能超越建造一栋栋单体建筑，而建构一个地方的城市生活？

  建筑师这样一个职业角色与生俱来的矛盾处境，决定了建筑学千百年来必定要游走于历史性与日常性、未来理想与现世政治之间。以往建筑师具有的良好意图，在全球市场经济下，如果不是完全由利益驱使变成聘用方的意图，也只能最多是为个人意志服务[1]。随着历史发展，建筑职业变得越发复合，一步步从单纯的建造者、艺术家，发展到时常兼具服务者、协调者、治理者的多重身份。

  纵观西方建筑史，虽然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建筑历史悠远、成就斐然，然而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建筑学才第一次被确立为一种以制图为核心的知性实践（praxis）模式。从此，建造者和建筑师分野，“设计”得以脱离建造劳动而成为一项人文艺术[2]。到了19世纪初，黑格尔将建筑作为同雕塑、绘画、音乐和诗歌并列的一种艺术形式，认为建筑是对精神的本体性表达，是某种“艺术附加”（artistic supplement）[3]。长久以来在西方传统里，建筑作品被视为艺术品，建筑史被收纳为艺术史的一部分，建筑师也就自然拥有了类艺术家的身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各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在哲学讨论中出现了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转向，在现实社会中则爆发了“五月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而这些社会思潮对建筑实践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建筑师们开始反思现代主义的极度工具理性下人本主义的缺失，并重新审视对社会现实中价值理性的思考。

  20世纪末正值自由市场经济风起云涌，全球化助推下的城市化浪潮高歌猛进。正是在此时代转型的背景下，2000年第七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题“城市，少一些美学，多一些伦理”（The City：less aesthetics more ethics）的提出，无疑暴露出建筑学的危机，激发出了对新世纪建筑师责任的更多探讨。

  21世纪初，在一篇题为“反对限定，超越协调”（Against Determination, Beyond Mediation）[4]的文章里，作者将建筑实践分为了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主义社会中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的，把建筑实践看作提供专业服务的模式（Renaissance-Modern Scheme）。在这种实践方式中，建筑师作为市场中的媒介（Agent），其立场及工作目标是代表其聘用方的利益，所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聘用方的利益诉求，便自然被视作建筑师专业上的成功。第二种实践方式以协调为主，作者称之为参与式协调模式（Participatory-Mediator Scheme）。建筑师在这种实践方式中可以将自己置身于社会或技术的矛盾中间，在一个预定的位置上进行协调，并利用专业判断，形成最终的设计成果。第三种，也是作者最为鼓励的模式，是建筑师的独立实践及思考。其目的并不在于设计本身，而是设计所能带来的一连串对社会现状的冲击。这种实践模式，作者称之为自主模式（Scheme for Autonomy）。

  当以往单一的建造问题变成多元复合的社会问题，职业者的身份就开始具备立场（agenda），追求使命（mission）。相对于更多是对产品本身负责的“服务型设计”“协调型设计”与“自主型设计”，试图超越就事论事解决局部问题的讨论，除了满足建筑的基本物理性能，更加关注建筑的整体社会性能（social performance），即建筑设计在动态变化的多种社会动能和势能中，在社会的矛盾焦点与技术的穷尽之处，如何深入研究现实、重构问题、找到正确的支点，有效地发挥建筑空间的整体效能以产生更高的公共价值。

  当下的现实中，建筑师这个古老而弥新的职业仍然在市场化和精英化两极之间摇摆和切换，既无法超越其代表聘用方利益的传统身份，也不愿全然放弃关注更广泛人群、更长远利益和代表时代文化的先锋姿态。尤其是在当下极度商业化和媒体化的世界里，建筑产品的边界更加模糊，在提供使用空间之外往往也同时作为商品、大众消费符号、政治隐喻工具、社会构筑媒介而存在。人们追求建筑使用的高性能，也追求具有永恒性（constants）和自明性（autonomy）的建筑本体[5]。然而建筑往往不是孤立的，一座座建筑物经年累积共同构成一座城市的生活空间，强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并搭建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因此，在城市背景中的建筑实践从来无法孤立独处，必然缠绕在当下现实的种种力量之间，它与经济、政治等因素构成社会整体体系的一部分，与其相互作用，释放自己的能量，并为公众提供专业的想象与未来的愿景。

  纵览全球，不少具有社会理想的建筑师通过你自己实践地域和思考方式的不同，都在寻找恰当的方式介入各自面对的现实。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早年有在亚洲的生活经历，他带领OMA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在全世界内观察研究各种不同地理政治学下的城市系统运作模式，试图寻找主流的现代主义体系之外新的另类城市模式的可能性。位于日本东京的犬吠工作室，将建筑作为理解社会和世界的方式，以“建筑民族志”和“建筑行为学”去观察一座城市的经济稳步的增长及社会生活对于空间和建筑的映射，尝试掌握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建筑刺激人类行为的不同方法。扎根中国台湾宜兰的黄声远和他的田中央联合建筑师事务所（Field office），二十年如一日地在一个地方深耕。如《超越建筑的城市》（The City Beyond Architecture）一书作者亚历山德罗·马蒂内利（Alessandro Martinelli）所述，田中央在宜兰这个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威胁的亚洲城市，探讨了建筑规划设计究竟能如何与城市化进程一起，构建特定的社会与文化景观，如同自然的新陈代谢，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可持续的城市环境与集体生活方式。都市实践在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建设的高潮之中，选择了深圳这个在珠三角城市化最剧烈的现场中矛盾频发、毫无先验的城市，号召“建筑师应超越其传统角色，站在社会进步的前列”[6]，并开始了一系列聚焦深圳、扎根研究的“参与式协调”，超越单一项目的局部成果，纵观系列实践的整体效能。建筑师因而能够在宏观层面对自身职业身份进行批判性思考，这成为建筑实践建立知性意图的路径，这种知性实践正是都市实践的自觉和自知，从而阅读“深圳”客体，观察发展进程，提供批判视角，实验参与方法，努力推动特区经济发展高于一切、逐步追求更平衡与全面的城市发展理念，进而寻求引领中国其他城市发展的新范式。

  建筑实践作为当代建筑师思考和工作的手段，理应具有清晰的社会目标和文化使命。当我们不再仅仅考虑聘用方单方的利益，而将城市里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长远的公共利益考虑进来的时候，一家建筑事务所要如何跨越多重边界，整合各方力量以求介入、影响和解决远远超出传统建筑学专业范畴的城市问题呢？

  在早年的实践中，都市实践初到深圳，从零散的项目上手，却从“城市”的视角入手。1999年事务所成立之初的第一个建成项目地王公园，是一个街边花园的景观改造。作为一项城市设计策略，公园的形态并不顺应传统的“美化”，而是在意如何能为当年粗粝发展的罗湖片区带来一种全新的城市公共空间“美学”（见图1、图2）。2000年设计的公共艺术广场（现为罗湖美术馆），建筑师并不仅仅停步于业主对于停车和配套功能的需求，而是站在罗湖片区发展的角度，与业主一起寻找问题、策划内容、确定规模，讨论如何在周边商业娱乐业充斥、毫无文化氛围的场地建造一个另类的文化设施，植入指向另一种文化生活的体验（见图3）。2003年建成的规划大厦，通过一座通体透明、无轴线、非对称、无大台阶、人类能平步进入大门的建筑，建筑师极尽空间语言，为的是颠覆传统政府办公楼的刻板形象，传递深圳这座创新城市里政府机构平易、透明、开放的崭新形象（见图4）。尽管彼时都市实践尚未开始系统性的城市研究，但这些早期实践都是对特定问题的思考与回应，通过不断重新定义问题、研究问题和寻找方法，在经年累月、一点一滴的改变中，我们逐渐清晰地感受到一个知性和批判性的介入实践可以赋予这座崭新城市一场观念的转变和文化身份的重塑。

  同时，这些介入实践所展示出来的影响力，使得更多业主看到建筑规划设计的另一种价值，主动找到都市实践，要求针对一些更具典型性问题的项目寻求处理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2003年开始的华侨城创意园改造，是华侨城地产面对“退二进三”后空置的东部工业区厂房，找到都市实践从区域发展的层面，研究城市空间改造策略的一个典型项目。从闲置工业园区功能的转变升级，OCAT当代艺术中心的建立，创意产业的入驻，2005和2007年第一、二届深港双城双年展在园区的举办，华侨城的运营，到南北区分阶段的发展，华侨城创意园经历了十几年的渐进生长与迭代。空间改造如何在几个发展周期逐级完善并辅助园区功能，又如何以最恰当的方式，激发园区入驻的创意人群参与塑造自身的天地？设计团队并没有给予园区每栋建筑的改造以“充足”的关心，反而仅仅梳理了关键的空间脉络，转而关注城市区域的发展逻辑，探讨如何限量设计、调配资源、搭建舞台，开发出一个创意园区自身固有的创造潜能，一个为了创造的改造和一种鼓励创新实验的公共场域（见图5）。

  都市实践被最为广泛报道的项目“土楼公舍”，是2005年万科地产在深圳住宅用地价格飙升、土地供应慢慢的出现短缺的时候，由总裁王石先生委托的研究项目，期待找到解决房产开发、政企合作、土地利用等问题的新思路。和最终建成的万汇楼不同，项目一开始并不是冲着某个单体建造项目，而是地产研发企业和建筑事务所共同策划的一项社会住宅实验。我们不仅寻找集体居住的建筑空间类型，更多的研究超出了空间、结构和材料等建筑本体议题，更关注居住类型背后的设计方法论以及设计如何介入城市生活的现实，重点聚焦于公共住房中的自我系统、集体生活、社区发展、共享设施和社区内部网络发展方式。“土楼计划”的长远目标是通过对 “土楼公舍”的追踪研究逐渐完备这一原型，并在城市各种边角剩地和闲置空间中推广这项城市实验（见图6）。

  正如《以城市为方法——都市实践设计中的城市线索》一文作者戴春所谈到的，“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都市实践的一系列建筑实践都有清晰的‘城市线索’，城市成为这个事务所建筑规划设计的研究起点与设计要素。从某一种意义上讲，都市实践的设计实践是以城市为方法，是一种面对特定地域文化区域中的当下社会与空间现实的积极介入。”[7]

  2015年出版的《深圳当代建筑》筛选了40座塑造了当代深圳城市公共生活的建筑，都市实践的入选项目占比近1/3。我们正真看到了一个建筑事务所透过都市化的实践策略，引导设计项目给城市带来的细微变化，以及逐渐串联起来的日渐清晰的方法和路径。同时深圳也以“特区”的特性，滋养了都市实践的在地实验，其标本化、示范性的效应又不断激励都市实践对于城市研究的深耕不辍。

  从今天的视角回望，我们22年前来到深圳，无意识地站在了一个历史关头。彼时城市的蓝图逐渐展现，从无到有，而我们目睹了这座新城的纷杂现实，却无法看到它背后流淌的时代急湍。之后的几年随着不断观察和理解的深入，我们得知深圳一方面因其特有的地理政治学、移民社会的性格以及文化传统的缺失而难以产生支配性的观念力量，但它也正因此培育了诸如企业精神、专业力量和包容开放的城市性格。我们作为外来者，同时作为深圳早期发展的见证者，也正是在这一段时期逐渐意识到了一种急迫的需求：我们应该重新理解深圳这座城市生动与杂乱、自由与粗糙，以及无所畏惧的年轻文化心态背后的力量，是何种机制正在创造这片混杂、荒诞、生猛的城市现实？我们如何能够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一如冲浪者能够站在浪尖源于深谙每一个浪花的起伏与海面下的汹涌，投身深圳的建筑实践，要求我们读懂珠三角剧烈城市化浪潮下的文化内涵，不仅是站在西方视角下解读中国城市的“”，更是站在一个中国本土语境下的全新城市化现场去见证和参与都市化实践（Urban Praxis）。

  这些建筑实践是日常独立的设计委托（commission），同时也是我们理解深圳的众多切口。委托项目的积累，随着都市实践自身逐步清晰化，明确化，条理化的建筑实践日程计划，渐渐归位塑形成一个单一的城市实践项目（Project），持续推进一个城市理想。

  伦敦AA建筑学院的“城市研究”博士项目（The “City-as-a-Project” PhD Program）中，意大利的皮埃尔·维托里奥·奥雷利（Pier Vittorio Aureli）教授利用年复一年的博士研究，讨论城市形态与城市政治的种种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form and the political），从形而上层面理解城市，用设计作为研究，进行理论归纳，形成新的建筑学知识；而都市实践，用设身处地的实践汲取深圳这座城市的智慧，以系列性项目研究并归纳植根现实的深圳“范式”，议题从“都市造园”到“城市填空”，从“都市聚居”到“未来城市理想模式”，试图为新世纪不断产生的城市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所以，都市实践以实践为思考，以观念为介入，以城市为方法，也以城市为最终的项目和目标（The City as a Project）。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的按部就班中，还是在市场经济的强大惯性下，各行业都需要以极度专业分化去应对现代社会这个复杂机器的运转，这慢慢的变成了一个难以逃逸的现实。但在全世界城市的发展史中，时常出现时局的变革、规则的更替和城市机器的重组，这种历史的关头恰恰赋予了建筑师这样一个职业创造新秩序的机遇。例如欧洲二战后的城市重建，在荷兰存在广泛的讨论，荷兰建筑实践塑造了这一个国家所谓“超级荷兰”的激进创新，也显著地影响了荷兰的社会现实。如阿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ek）倡导的“为建造的意义而斗争”，以及 2000年前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提出的用设计进行研究（research by design），荷兰建筑师对建筑学角色与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 “设计作为一个学科的核心特征是：它具有将矛盾需求转化为一个整体（unity）的能力，这使得设计成为所有技术科学的中心”，“城市与乡村的转型慢慢的变多地受到偶然性项目与建筑介入（architectural intervention）的影响。”[8]

  地处港口区域，国际贸易与交流频繁，同时正值珠三角新版图的赋形过程，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突飞猛进又矛盾重重。都市实践的前十年与之同步，经历了一座城的跃进。我们在这一时期透过贴身观察，逐渐积累了一系列看似特殊，实则广谱，并可能预示着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经验和知识。于2011年正式成立的都市实践研究部URB（URBANUS Research Bureau），基于前十年的实践，开始反思事务所的设计经验及知识积累，不仅分析和总结过往建筑项目对于城市的影响力，并且提出了研究引领下的设计（Research-led Design），进一步强化开展城市研究，为设计寻找正确的问题与准确的切入点。这种研究方法成为一种强化的系统性的经验知识，它是我们不断加深对深圳这座城市的认识的有效手段，也是探索建筑实践的多面向和多元性的工作方法。随着深圳城市密度暴增，城市矛盾也愈发剧烈，URB作为事务所的别动队，在几年内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通过与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以及独立研究人员的广泛合作，从项目切入片区，从社会话题切入城市问题。

  研究部逐渐开始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更加多元的身份需求，这样的现实既是“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是当经济特区转变成先行示范区，深圳在40年粗犷发展之后开始精耕细作，全面深化城市化，更加关注城市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新时期。

  2012年湖贝片区提出拆除重建计划，意味着有着500年历史的湖贝老村即将被传统的商业开发模式抹去。一种使命推动着都市实践主动出击，在基本的空间设计的具体方案之上，研究部不仅进行了地产开发测算研究，同时还进行了老村渐进式的商业活化研究，这成为作为建筑师的我们争取保留城市公共记忆和文化遗产的针对性手段，而自发形成的提案文本成为拥有独立思考与社会责任的建筑师参与城市公共话语的途径。建筑师的“设计“进而通过与相关机构的沟通，以及随后在2016年与众多专业学者、城市管理者和媒体人共同发起的“湖贝120城市公共计划”①，来动员业界的参与和媒体的关注，由此最终进入城市决策者的视野，成功保护了老村（见图7~图10）。在2013年的白石洲城中村改造更新研究中，主要研究问题则是更新后的超密度城市空间要如何回应原有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租户的社区结构改变。因此，都市实践开始着手研究集体开发模式和十年后的城市生活中也许会出现的未来租户的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需求变化，提出了“精灵住宅”（SmartHome）②与共居社区的城市街区形态，探讨空间升级与社会升级同步（见图11、图12）。2011年社会创意村落人才住房提案中我们开始引入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夹心阶层”（见图13），2013年包含产业园发展的创意城市课题中我们与经济学专家展开了合作。研究部的工作，进一步模糊了都市实践的工作边界和实践广度。

  2016年初，我们在URB的基础上成立UPRD（URBANUS Program Research Design），作为都市实践的策划、展览、研究与设计平台，不仅将实践背景从深圳延展到珠三角湾区，同时强调从设计迈向介入，进入更广阔的城市策划与主动性建筑实践领域，探索“研究引领设计”工作方式的迭代升级，尝试拓展建筑学与建筑实践在当下中国城市二次城市化背景下的开展方式（见图14）。

  新时期的建筑实践，更多的建筑师开始关注在地问题，寻找可以推动的改变；关注城市多维度要素的相互作用，寻找建筑学的新议题和新方法。都市实践在前期形成的知识系统，为团队提供了对深圳的社会和空间领域所呈现出来的特定地域文化的理解，进而在城市化进程的下半场中，让我们更迅速地跟踪其转型，伺机采取一定的措施，主动寻求和城市决策者及多方力量结合，开展针对城市进化的新模式的实验。

  现今日益标准化、产品化的建筑充斥于我们的城市，虽琳琅满目花样翻新，却充满内卷式的空洞“美好”。我们从始至终坚信，城市的发展观不应当是单一和线性的，当下的城市文明需要更加多元的文化交融与不同系统杂糅共生的新模式。在这更复杂的现实中，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也不再能单纯依靠整体主义设计，而是需要寻求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设计，建筑师是协调者更是组织者，工作目标以建筑实践的社会影响力与社会整体效益为评判标准。

  深圳是一个典型的受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指导的城市，而处于同一地缘的城中村，则夹杂着另一种当代的南方在地智慧。当2016年南头古城的城中村改造难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多年的研究让我们坚信城中村议题在这个关键的城市转型期，能够给予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模式别样的启示。南头古城同时承载着千年古城的历史和典型城中村生活的日常，在过去10年间已经经历了数轮规划设计和环境整改治理，而自上而下的规划一直纠结于应该把古城回拨到哪个时间的刻度上，是粤港澳发展的源头原点，深圳改革开放发展的时代印记还是城中村2.5万居民的生存之地？为了新的发展需要注入的产业经营内容，如何在35 hm²的紫线保护范围内共赢发展？单一的规划似乎左右为难，常规的设计也显得捉襟见肘。古城发展谜题的解决，其实在于对包含明清至改革开放等各时期中建筑环境的历史价值的全面认知，只有重塑正确的发展观，才可以找到历史与发展矛盾的共生式和解之道。2016年在完成了基础的研究和城市设计，勾勒出古城空间发展格局之后，随着确认都市实践作为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的总策展团队，我们当即抓住深双这一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城市先锋事件的契机，提出将南头古城设为双年展主展场，随后利用研究者、建筑师和策展人的多重身份，开始了南头古城的城市策展实验。以“城市共生”为宣言，我们导演了一场关于探寻另类城市发展的学术研讨和在地实验，深双之于南头是一场直接的介入行动，向业界和公众展示了城市未来发展的多元图景。展览践行“城市即展览，展览即实践”的理念，包含了一系列节制的空间改造，既有实例的展示，也发动参展人走街串巷调研访谈，组织居民参与生活、经营、创业故事的分享，同时通过艺术家的在地项目，激发社区工作者的联动，以及政府各部门与专业学界的多方研讨（见图15~图18）。建筑师以往受限于图纸的设计工作，被端到了城市的现场，不再由业主—设计师这种单一的二元关系束缚，而是纳入了政府、村集体、居民、社会资本、艺术家、代建开发商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一起重现历史脉络，重构公共生活体系。同时，在学科范围内持续拉开关于城中村整治、城市更新和另类发展模式的国际研讨，通过双年展的平台引发社会、学界和媒体对于城中村这种代表着别样发展可能性的城市模式的关注，推动对应城市更新政策的转向与完善。

  如果说南头古城实践引领的“城市策展”，从发展观念、方法案例、在地空间实践、业内外各方不同观点的争论等各方面鲜明地展示了另一种城市理念，成为另类“造城行动”的预演，那么2021年开始的“城/村计划——龙岗六村品质提升试点项目”③则是“城市策展”从理念到方法的进一步迭代（见图19）。在“存量优化”的城市发展时期，城市品质提升即是城市空间寻求新发展的机遇。如同深圳过往机制创新所建立的公开竞赛、深双、新校园计划等新模式，正在进行的“城/村计划”采用实践案例展作为公共事件介入位于城市边缘的一系列城中村，其实是在现行政策和规范下尝试突破僵硬的管理边界，寻找合理的突破机会。城市研究在此不仅仅是观察思考，更是提出了“城村新祠堂——当代精神空间”“城村综合体——一站式生活”“城村新市政——基础设施+”“城村新公社——社会关系再创造”四个未来城市的新场所原型，还汇集了针对区域共赢发展的政策提案和包含社会创新的新型商业策划模型（见图20）。这些提案计划通过试点项目，以实践案例展的模式为媒介探讨和呈现城市问题，公开展示解决方案，充分嫁接专业判断和公众意见，从而确立更为均衡的价值和评价体系，引进更全面的专业资源和公众参与，形成更为强大的创新动力。

  从“城市策展”出发，都市实践对于深圳又多了一重角色，我们的设计目标不仅限于建筑空间，更以专业角度“构架”城市系统和“营造”鲜活的公共空间，竭力让公共文化生活有处可生，城市精神生活有迹可循。当深圳已经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现代主义绝对理性与对绝对效率的追求，逐渐转变到对生活质量和城市价值的重新思考，以往经济资本发展为主导的城市迈向了汇集社会资本，创造人文资本的时代。作为深圳的城市中心，以“深圳速度”建成的“福田中心区”占地4.4 km²，是一个完全自上而下规划和设计的城市中心，被视为“深圳奇迹”的缩影。它完整追随了现代主义城市的理性规划和功能至上，“福田中心区”又成为全世界主义、社会理想和中国传统象征主义的复合空间载体。2018年起福田公共空间活力提升研究与城市设计项目中，都市实践提出“福[+]计划”，从公共空间活力要素研究、城市区域发展策略、城市空间活化战术等方面寻找福田中心区公共空间活力提升的策略，跳脱固化的工作体系，在原有规划的建成环境内从城市基础设施、景观环境、场所功能、建筑策划、软性资源、顶层设计等方面提出十项领航项目，寻找事件性、综合性的城市介入，逐步提升公共环境与公共生活。“福[+]计划”希望编写一种新的空间叙事，将新的城市节点叠加到现有的城市结构上，形成多层次的城市生活场景和社会聚合空间，并试图让公众、社会和政府力量参与进来，共同为福田中心区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管理与共建的开放平台。由此建筑师不仅是设计者，还是策动者、实验者和能动者。

  建筑实践如何能够影响城市和重塑地方？建筑学专业具有链接历史经验与构建未来场景的综合能力，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则肩负着为一个城市的全体市民构建未来城市生活空间的使命。因此，只有对我们所做工作的结果与影响力有充分的反思与研判，才能在不断深化的实践中反复理解城市这个庞大的机器，精进我们的技艺。作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又扎根本土的知性实践者，20余年来都市实践从自发到自觉，逐渐完备自己的工作方法，拓展研究的范围，但专注于城市的设计理念和工作重心从未改变，无论是建成项目还是研究课题都慢慢的变成为不断叠加的系列性工作。正是通过设计实践背后清晰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从彼此关联的项目实践到渐进的城市逻辑思考（from practice to praxis），我们的研究与设计反复缠绕，互动迭代，形成了一整套应对复杂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同时拥有了更加复合多元的身份。“都市实践不仅是一个设计机构，也是城市智囊、策划和协调者，致力于应对21世纪中国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产生的急迫问题做出建筑学的回应。”

  建筑作为空间产品和文化容器应当始终保有地方文化建构的使命。而在地经验如何获取，在地智慧又为何重要？面对城市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我们怀着理想的专业激情与对在地知识的尊重，热衷于发现而非发明、渐进介入而非彻底改变的现实主义态度，针对每一项工作的特定情境，尝试通过研究让隐藏的场景、线索、内在的逻辑得以显现，可以说我们的工作是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建构这个最大最复杂的终极实验项目——深圳这座城市。当下，中国城市正面临二次城市化的艰难转型，更加迫切地需要新的实践模式有效而精准地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我们始终相信一种研究引领下的知性实践能够在形塑当代中国城市的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让建筑实践重新成为引领社会改良与变革的媒介。

  ① 2012—2016年间，对于湖贝古村消失的危机，都市实践开展了湖贝古村的空间研究，提出完整保留“三纵八横”的古村肌理和允许局部高密度的策略，向政府和开发商提交两轮设计提案；并与深圳众多学者、管理者和专业界人士共同发起“湖贝120城市公共计划”。在一起努力下，湖贝古村的更新方向从拆除重建，到局部保留，再到完整保留。

  ② 白石洲五村城市更新项目中，由研究方案提出的一种小而精，犹如奔驰“Smart精灵”汽车一般紧凑但拥有精心设计与优良品质的公寓产品。

  ③ “城/村计划——龙岗六村实践展”是2021年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城市与建筑设计处周红玫女士应龙岗区政府邀请策划发起的，针对龙岗区六个城中村升级改造的城市策展实验。龙岗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主办，孟岩、刘珩、何健翔、克里斯·黎（Chris Lai）作为实践展策展人，都市实践、源计划、南沙原创、创始点D-Office四家设计机构参与前期研究与城市设计，在试点实施阶段又广泛邀约了包括局内设计、多样建筑、厘米制造、顾田设计、一树建筑等多家建筑事务所和艺术家薛峰等参与。

  [2] 鲁安东. “设计研究”在建筑教育中的兴起及其当代因应 [J]. 时代建筑，2017（3）：46-49.

  [3]童明. 建筑实践——概念与现实的双重镜像[J]．时代建筑，2005（3）：134-139.

  [5]童明. 建筑实践——概念与现实的双重镜像[J]．时代建筑，2005（3）：134-139.

  [6]刘晓都，孟岩，王辉. 都市实践——“制造中国”与“中国制造” [J]．时代建筑，2004（4）：80-85.

  [7]戴春. 以城市为方法——都市实践设计中的城市线索[J]．城市环境设计，2018（6）：134-139.

  [8]褚冬竹. 一种介入的方式：荷兰当代建筑师观察[J]．建筑学报，2011（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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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22年第4期 研究推动设计 孟岩、吴然《实践作为思考，城市作为项目：都市实践研究先导的设计实践》，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孟岩，男，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 主持建筑师；吴然，女，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 研究总监

  [1] 袁烽、许心慧. 从实验到实证：设计科学思维导向的建筑智能实验室 [J]. 时代建筑，2022（4）：6-15.

  [2] 李麟学、侯苗苗. 工具—本体—系统：建筑热环境前沿研究下的设计实践 [J]. 时代建筑，2022（4）：16-21.

  [3]孟岩、吴然.实践作为思考，城市作为项目：都市实践研究先导的设计实践[J]. 时代建筑，2022（4）：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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